【会刊·回顾】丁松《我的新农村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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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刊登于 重庆大学上海校友会 会刊

《海上·渝音》第06期（2013年出刊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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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在回乡的路上，我切实感受到了我的乡村正发生着默默而惊人的变化。这种变化不一定能一一列举，但却能清晰地感受到。春节了，在外打拼的乡里人，都穿着最鲜亮的衣服，带着最时髦的消费品，有车的开着车，没车的拎着大包小包、拖着厚重的行李箱，彰显自己的收获。

这几年，许多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，甚至没有上过学的乡人，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，如今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成绩，他们有了车房有了家庭，只抽一个牌子的烟，只喝某些档次的酒，带着金光闪闪的手表和项链。乍一听，呀，怎么这么庸俗！爱显摆，一点也不低调。但仔细一想，这好比是对自己形象的包装和推广，乡里人不会去关心他到底吃了多少苦流过多少汗，更不会静下心来听他的血泪史。只需一眼，定下这个人的价值。这当然是基于某种既定的价值观念，且先不论对与错，至少是大家都愿意接受的、所谓的能干的标准。然而在我看来，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我就亲见一个小事情：某氏这几年在外搞混凝土承包赚了钱，今年专门开着奔驰轿车（在部分人眼里，似乎奔驰汽车也并不入流吧）回家过年。但车子只能开到隔壁邻居家门口，因为路窄再不能往前开。虽然邻居表明了同意的态度和意愿，他也执意不肯，最后费了半天功夫，还是用砖头堆出一块地方来，终于把车稳稳停在了自家门口。大大的车标立在那里，进进出出都能一眼看到。或说：车子停在别人家门口，那不是亏了吗，明明是自家的荣誉……

原来是这么理解的。对于旁观者而言，或者客观地说，停在哪里都并无所谓；但我这位固执得可爱的同乡，已经开始维护起那似乎没有边界但其实界限分明的家族荣誉感了。关于乡村家族的概念和意识形态，在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中多有可见，不再赘述。

和他们站在一起，我这个读了二十年书却仍只是初入社会、还几乎一无所有的人，往往暗自惭愧。因为即使我自己不去想，身边的人也会不断提醒我：哎呀，学问用处也不大啊，好不容易熬出了学校，进入社会一样困难重重，没什么显见的优势。确实，在我的乡下，本来读书的人就少，然后又都像俗话说的那样不争气。因而相互面对的时候，心态也颇有些奇怪：一方明明在夸对方能干有本事会赚钱，心里却鄙夷其没有文化和素养；一方无关痛痒地夸对方有文化层次高，心里却对此嗤之以鼻，觉得有钱才是硬道理。

我以为，读书无用论在我的乡下的兴起，实在和过去这些年熙熙攘攘的打工潮有莫大的关系。他们从外面带回来钞票和漂亮的衣服，还有更为重要的对现实和未来的美好憧憬。一个孩子的父亲，可能会在某些令人忧愁的夜晚这样算过：培养孩子读书要多少年花多少钱，如果孩子出去打工，能挣回来多少钱，云云。而一个父亲的孩子，可能会在被老师责骂被同学嘲笑被作业所累的时候，去尽可能的想象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。那些适龄的孩子们，受了这样带有逃离气息的思考方式影响，只要对着有类似想法的父母软磨硬泡，其实就有可能实现辍学打工的“梦想”，期盼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出人头地，荣归故里。这样的例子在我身边已经不胜枚举。反过来，这又进一步促成农村对物质文化的不断追求甚至崇拜。我有时候会觉得，这并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。当前的教育体制，决定了乡下孩子们的教育资源不能媲美城市里他们的同龄人。如果不是对学习特别有灵感不是非常有意愿，如果只是想去追求和创造价值，为什么不可以早一些进入社会这所更大更真实的学校，学习一切早晚都需要面对的、生存和生活必备的技能和心智呢？毕竟从当前社会的实际来看，这样成功的概率，反而还大一些。

当然回乡之后，免不了会不断被人追问什么时候娶媳妇、什么时候抱孩子之类的问题。说到结婚，在我的乡村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，竟然也是与打工有关的，就是当下所谓的奉子成婚。男孩和女孩来到同一个城市打工，不知不觉间就有了孩子，尽管之前只是认识或者根本没见过对方；回家把情况这么一说，双方可能未曾谋面的父母，就成了一辈子离不开的亲家。大部分年轻的父母们，似乎都有些太年轻了，于是孩子一出生，就放给乡下的爷爷奶奶养着，他们甚至还没有做好认真面对孩子的准备：既没有与之匹配的经济实力，也不能提供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，往往最受苦的，还是这些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们。说到孩子，在我的乡下其实更多的是指男孩。比如乡人问：你有孩子了吗？答曰：还没有（男孩），只有一个丫头，今年多大了。这里默认省略掉的男孩两个字，听者也都了然。在我所认识的乡人里面，绝少有只生一个女孩就不再生育了的。往往是女孩子结了婚以后，跟着男方外出打工，几乎都是一年一个孩子，直到他们决定不再生养、或者生下男孩为止。有一些极端但真实存在的做法，是对胎儿实行非法的性别鉴定，如果不在预期之内，就直接引产。这容易让人产生同情这些年轻女孩的感受，但从我的接触和了解来看，她们似乎并不觉得这是多么悲惨的境遇，反而自己本该如此，无可厚非。她们可能从不会想，我还想不想生，而是我还需不需要生。她们中的绝大多数，都平淡而知足。这种品质，在许多老祖宗的典籍里也得到了广泛赞誉，只是在近代已降，开始饱受争议。但争议是他们的，生活还要继续。

于是有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一定要男孩？

我认识一位老爷爷，他惟一的儿子只生了两个女儿便没有再生了。为了此事，他怨恨了自己儿子十年有余，甚至最后都不和自己的儿子来往了。他常说，孩子就是树叶，都会落在树的根上；丫头就是花，总会飞到别处去。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时有着怎样的想法，但似乎能体会到他内心深处的凄凉和孤独感。

我无意为这个问题寻找一个标准答案，可能也没有这样的答案存在。若从学者的角度考量这个问题，一个易于被人接受的解释是，我的乡下还延续着中国几千年来父系社会的传统，男性象征着主宰和生命的延续，也就是俗语里的香火传承。但依我个人的理解，似乎这种想法存在着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，而非完全受老祖宗“封建思想”的影响。事实上，许多乡人都是喜欢女儿更甚于儿子的。但随着岁月流逝，他们慢慢变老，不在身边的女儿，不能随时照顾自己，那些有儿子的家庭，似乎“优势”就出来了：至少他们一直在自己身边吧，日常端饭送水也更为实际一些。我不得不提的农村养老问题，已经成为一定要有个男孩的最重要的幕后推手。我的乡人们，可能从没有想过什么传统文化、封建思想，而是眼瞅着自己的未来，希望能有个最基本的保障罢了。这种想法一点都不过分。是不是有了儿子就有了这样的保障呢？即使儿子有心，媳妇也许无意。我熟识的多数乡里老人们，几乎是要不断忍受才能继续维持和儿子媳妇的共同生活；他们的女儿回一趟家，就拉着舍不得放开手。尽管如此，儿子是最终能养老送终的人，他们实在不希望有一天，自己无人照料，没有一个照应。

如果要说我的乡村还有哪些没变的，应该就是那绿油油的麦地，那风一吹就泛起的泥土的清新气息。走在乡间小路上，没有红绿灯，没有汽车保险扛，没有被污染的空气，没有让人心绪不宁的轰鸣；有的，是躲在草丛里一跃而起咯咯叫唤的野鸡，是趴在田埂上啪啪喝水的狗，是卧在草场上慢悠悠反刍的耕牛，是光秃秃的树枝上叽叽喳喳的冬雀，是冒着热气儿的老井，袅袅升起的炊烟，鸭子呱呱呱回到圈里，公鸡安静了……小屋亮起了灯，月亮悄悄升起来，在窗前安静的偷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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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姓名：丁松

出生城市：安徽六安

在校年份：2005-2012

院系专业：05数学（本）/09经管（硕）

就职单位：东方付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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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账号：coton_ding

作者寄语：祝重上校友会越来越棒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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